我万万没有想到，平时身板硬朗，从不言痛苦的精神哲学研究家徐梵澄先生，会倏忽离我们而去。
记得去年10月23日，我曾买了几种半成品的菜肴去探望独身而居的徐先生，因为听说他的生日在10月，但他从不言哪一天。徐老见我来祝贺他90大寿，不禁大笑着摇头，说：“早就过去了！”我这才知道他已住了十来天医院，前天刚由他的宗教所同仁接他出院，顺便请他吃饭——过“生日”；回到家，他的远房外孙女和他大哥的曾孙女也在等候着为他祝寿，可是他却一进门就匆匆卧床而睡了。为了等待留学德国的护照，已在曾叔祖家住了快半载的徐芳告诉我，老人在医院里精神越来越不好，坚持要出院。
我见眼前的徐老果真消瘦了许多，原本颀长的体形更显瘦骨嶙嶙。我很惭愧自己平时疏于问候，便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他说：“还是原先的脚肿，仍未查出病因。”这两年来，他总要为脚肿而住医院一两回，肿一消，便急着要回家，因为有尚未完成的巨著《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等待着他。我嗔怪他太任性，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却像小孩子般地辩说：“平时不痛，也不难受，住在医院里倒很不舒服。”我问他“真言”一书释得如何了。他苦着脸说：“现在每天干不了多少。”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试想，要把原先按梵文音译的密宗咒语，释出它的真言意思，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在当今中国，又有几人有他这样的古梵文功力，又有几人会潜心于书斋啃这样的硬骨头？
谈话间，对邻詹志芳和住在楼下的已故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的女公子及她的舅舅敲门进屋。丁女士刚从美国回来，她一进门便递上一部装帧精美的英文书籍，说是她那正在耶鲁大学念博士的女儿特意买了送给徐爷爷的礼物，女儿非常想念她的忘年交徐爷爷。我看着徐老翻阅新书的专注模样，笑道：“真没想到，徐先生还有这么要好的小朋友。”我的话又勾起了詹志芳的话题。当年她丈夫不幸早逝，她一人担起工作和教子的重任，由于下班晚，只得让读小学的女儿放学后到徐先生家去，徐老欣然应诺；他不仅陪孩子下棋，还教她英语和数学，女孩至今也成了老人最信得过的“管家”。这个在世人眼里颇为怪僻的老人，常常拒绝“大人”的采访，甚至拒绝电话、电视机的打扰，然而却有着一颗纯真的童心，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丁女士还带来了她住在美国的母亲撰写的纪念父亲的一段话，她受母亲之嘱，前来请徐老审核文中表达的“永生”意思，是否符合佛学的教义。徐老看了后说：这个意思是对的；不过，对“永生”这个问题，佛有佛的解说，基督有基督的解说，都没有定论，犹如有人说中国的针灸是从印度传入的一样，没有铁证。
徐老的话使我领略到一位纯真学者的品质。作为宗教研究者的梵澄先生，他不迷信，在学术研究上讲求坚实二字，这也是他发宏愿，要解开几千年来迷惑着众多信徒精神的密宗咒语真义的缘由。他对佛教的认识最初受鲁迅的启蒙，他们都感悟到佛祖释迦牟尼对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多有启示，如对生死的大彻大悟，使他和鲁迅一样，都视“死”为“大欢喜”，更不畏“生”之“苦行”。青年时代他应鲁迅的建议而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尼采自传》等作品，庶几也是出于尼采推重的是古希腊以“生”为中心的，永久常回，乐观奋进的悲壮人生观，和佛学哲理恰有某种相通之处。当时他因对社会不满，思想激烈，好走极端，认为“入世”则当革命捐躯，否则，不如“出家”当和尚，后在鲁迅先生劝青年“稍自足于春华”的教诲下，才选择一条艰辛的学术研究道路，刻意深入人类精神的源头，探寻疗救生民的良方。1945年他被国民党教育部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却又被腐败的政府弃于异国他乡，更受到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及国民党分子的排挤。但他不改初衷，苦学梵文，孜孜于中国和印度、世界的文化交流工作。1951年他进入南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开创的修习院，任该院华文部主任，专注于多种宗教的研究和著译，其间着重钻研对佛教曾有重大影响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学典籍《奥义书》百余种，择其自古推重的50余种，陆续译出。1978年他终于回到了离别33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现经他系统整理出版的译著《五十奥义书》，已被视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瑰宝；他的著述《老子臆解》和《陆王学述》，也被评为学术典范之作；他翻译的室利阿罗频多重要著作《神圣人生论》、《瑜伽论》、《周天集》等，更被称之为“净化灵魂”的良药。他的英文著作，如《孔学古微》、《小学精华》、《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等，流布于世界各国；1998年，他自费出版的《蓬屋诗存》500余首，记录了他近一个世纪来的心灵历程，弥足珍贵。
面对众多的成就，徐老仍认为“距我自己的理想还甚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如今虽在工作上颇能支持下去，仍以为最好是了清一事便算一事。尽心尽力，于人有益而为之。此即周先生（笔者注：指鲁迅）当年所谓‘张家要我耕一弓地……’云云，努力做，赶紧做，其他一概不管。”因此，他在84岁高龄时，仍欣然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委托，为《鲁迅藏外国版画·欧美卷》中的16期版画集刊，160幅作品作鉴定、译介作品，并为百余名画家作小传。他不计报酬，多次往返于图书馆查找德、英、法文字的典籍，其工作之琐碎和艰难，不言而喻。这不仅因为这些版画是他留学德国时为鲁迅搜求来“救荒”中国文坛的，也因为今天的出版于人有益。
梵澄先生为升华人类的精神境界，付出了毕生精力。那天詹志芳也备了佳肴来祝寿，我们四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在一起喝着绍兴黄酒聊家常，亦可谓四代同堂矣。有点微醉的徐老兴奋地说：“今天吃得非常好，酒足饭饱！”说罢竟闭目不再动杯箸。我不由心惊：颇有酒量的徐老怎地如此不胜酒力？看来，老人平日的起居再也不能无人照料。
幸而在他的亲友和居委会的关照下，找到了一位忠厚的保姆。11月29日，我又去看他的生活安排。徐老告诉我，他的生活、工作已一切照常，精神比在医院时强多了。我说，这是烟、咖啡和书籍在起作用，您得少用刺激品。他抽着烟斗，默然不语。不一会，他又十分感念地说起他所崇敬的阿罗频多修习院的法国院母密阿氏，她不仅将万贯家财捐献给修习院，而且积极支持梵澄先生的著述工作，为他配置了印刷所，甚至为他开办画展。60年代，徐老欲回祖国，了解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院母劝阻了他，直至70年代末她病危后，才同意他走。对故国始终怀有难解情丝的梵澄先生，不由说起李登辉鼓吹台湾独立的两国论是何等的荒谬，他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可以批倒它。谈到李洪志的法轮功时，先生也是连连摇头说：“印度也有很多自命为‘精神大师’的骗子，练静功致残的例子多得很，足可以批驳李洪志的邪说。”他本人很注重锻练身体，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后，即要练一套根据古老的“八段锦”自编的拳数。我见老人谈锋甚健，心中略感宽慰。
然而，两个星期后，徐先生又因脚肿加剧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去探望他时，他正在努力进餐，并不言病痛，只对我说：“你给我谋划谋划，怎么办？”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保姆，我猜他准在为经济发愁了。因为这位保姆已提出要增加看护费，而晚上又需另请护工，仅这一项，每月的花费就要超千元，尚有各种昂贵的药品需自费。徐老平时生活极其节俭，总想把自己身后的财物捐献给孤苦无依的儿童。记得他1997年因雪后外出寄信摔倒骨折而住了三个月的医院，自费账单超万元，他不由嘲笑自己提前捐款了。这一次肺积水严重压迫心脏，住院时间岂能短？他的心愿莫非真的要落空了？我不由感慨：梵澄先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二级研究员（自归国定级后20年来再未评过），深通德、英、法、拉丁语和梵文，学问博识中外古今，译著《五十奥义书》还获得国家的大奖，然而他却连献爱心这一小小的心愿都难以实现。阵阵悲哀向我袭来，可是梵澄先生还是每天从容地坐在病榻上校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薄伽梵歌论丛》清样。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呢？
正月初二我再去探望他时，他已不能自己进食，但仍努力吞咽别人送到他嘴边的食物。第三天，他的远房外孙女姜丽蓉来电告诉我，梵澄先生已昏迷不醒。社科院领导指示全力抢救这位著名学者，但我们再也唤不醒这位仁慈的长者。他一生孤独，但他的病房里总有不败的鲜花，是崇敬他的朋友们送来的，其中不乏青年学子。3月6日早晨，他告别了喧闹的却又令他留恋的人世间。
新加坡阿罗频多协会副主席巴帖尔曾在《精神漫步》一文中介绍他在印度亲睹梵澄先生勤于著述的清苦生活情况，说：“他在学问、道行上都非常之高，我甚至认为，他是我们时代少见的一位圣人。”此言诚然，梵澄先生和他的恩师鲁迅先生一样，都是坚韧不拔地在深山中苦行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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